當『死的努力』發生在青少年時期..…
衛福部心健司司長諶立中在11/15的時候，在兒權公約國際審查會議中回應國外學者對台灣青少年自殺率增加可能原因的疑問時，司長脫口解釋跳樓是自殺的方法上最致命的方法，而台灣的近10年台灣高樓增加，也連帶地讓自殺的致死機率得以逐步上升。即便是我們國家社會掌握心理健康的大長官，都可能會在看待自殺時，犯上只談怎麼追求死亡，而忽略奠基『自殺』的根本身心社會源由的謬誤。(1)
當『死的努力』發生在青少年時期，已經距離青少年時期有些遠的政策制定者，或許不再容易想像這時期所瀰漫『死亡想像』是什麼樣的經驗情懷，而『樓太高而跳樓容易死，所以自殺因為更容易成功，所以自殺率上升』的說詞，更疏遠了這些『自殺經驗』的根本，違反了大家對這個議題的世俗觀感，那種『自殺』或對『死的努力』總是應對著某種存於生活裡受苦受難的經驗。而這份違反也引發了許多人的刺之以鼻、嘲弄訕笑，與內心淡淡的無奈與哀傷。讓無法理解發生在應當給予理解的專業工作者上。
發現『死的努力』背後的受難痛苦經驗
如果換作是我來想像這個議題，那我又怎麼回答呢？為什麼越來越多人沒辦法被我們說服，不往『死』邁進呢？為什麼想死，而又為什麼不想死了。死亡作為一種狀態，我們在觀念上又是如何梳理面對它的呢？而在青少年時期的我們又如何是渡過這股動念的呢？
在我的日常中，當在很正式的機構談『自殺』這件事情時，我們有份很重要的評估工作，就是要判讀在你面前的這個人會不會有這份所謂的『自殺』風險。要評估的範圍很廣：包含1. 我們對於個人自殺經驗的了解，是否有受虐、被不當對待等；2. 最近是否發生了很難承受的壓力事件，家人的過世，失戀或是家庭經濟狀況的巨變；3. 當事人當下的心情，是很憂鬱、焦慮，有什麼躁動的表現，與這些心情變化的強烈程度；4. 在觀念的表達上是否充斥了無望、無法感到樂觀；5. 對於『自殺』、『死』這件事情的想法，做這件事情對個人的意義，或是否想過計畫等；6. 過去對於這些行為的準備與嘗試；7. 在個人的行為上是否是衝動、無法聚焦、有一種失控的狀態；8. 當面臨當下的這個狀態，跟你談的對象是否有所謂的保護因子，有沒有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是否能找到可以協助解決問題的人，是否有接受專業的心理服務，對人生是否抱有希望等等。(2)
把這些面向一次條列出來，只是想表示回答一個關於『你是否會自殺？』的問題，其實背後要理解的事情是滿複雜的，從個人內心的狀態、到生活的處境等，可能都決定了這份『死的努力』是否會一路進行到底，有時候會給出看似合理的答案，但更多時候是錯綜復雜的困難墊在這份關於『死』決定之下。或許心理學有一個很根深蒂固的使命，在於預測人的行為，而這份關於風險的評估，或是『發生與否』的判斷，也成了在心理服務裡無法忽略、無法迴避、也無法隨意犧牲的一環，但也恰巧是最難收斂簡化的生命議題。
『面向死亡』背後受苦受難經驗的時空關係
但事實上，當你已經長時間經歷著某種『會讓自己死』的痛苦時，突然間跟一個陌生人交代這些複雜且模糊的內心處境與生活樣態，其實是很難、也很卡的。所以即便我們考量的很全面，那種因為感覺走到死胡同卻突如其來的關心，總讓人顧左右而言他，一不小心聽的人就很容易把一層一層的生命經驗，化約成最疏離現實的答案，或許只是數字跳動了，也或許只是另一個沒輒的個案。
當『死的努力』發生時，可想而知地，我們應當能理解青少年們內心經歷了一長串的歷程，就像Macintyre等人在文中提到的『一種生活不在”對”的感覺』(3) 。這股不對，可能是扎扎實實的生存處境，一種生活結構上的僵固樣貌；有些人正面對著家裡的經濟狀況變化下的困難，而有些人則遭遇著來自於自己父母，折磨自己內心與肉體的無情摧殘。環境中的人在這份『死的努力』也扮演了某種角色，社會或許稱這些少年是『高風險的家庭』，但其實就在說我現存的家庭離那基本能帶給我穩定、平靜、盼望與尊嚴的樣子實在太遠。那種落差所產生的挫折，在沒有『重要的人』告訴我如何解決之下，『死的努力』根本上有一種解決這一切的隱喻。
生存上的變動也有可能是很急速的，家人的離異、衝突，或是自己遭遇了生活中的『邪惡』侵犯與脅迫，都也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生活就是不對了』，而同儕與家人的離異、疏離與無法認同，也讓『生活就是不對了』的感受油然而生。這股不對，讓我們脫離了心目中生活的理想樣貌，一時間我們都會責怪自己，讓生活變得如此，但這份苦痛如果沒有機會訴說，或是被聽見，我們也就會真的以為這個世界對『我』極其不友善，而『死的努力』也邁入了這是根本解決一切之道的隱喻之中。
描述這些對『死的努力』的想像，其實是想讓自己，在回答為什麼想死這個議題時，把握某種願意去『聽見』的態度。在『面向死亡』背後的受苦受難經驗中，是我們每個人在這個時期，與家人、逆境、不友善、孤立、與心中良善想像之間的搏鬥過程，它牽扯著許許多多生活中我們難選擇接近或不能選擇接近的人，也牽扯著在我所處的生活架構中，不論是家庭、或是學校、或是同儕那些讓我能重新想像某種理想而又不放棄追尋的人。我感覺在『死的努力』發生下的人，或說青少年們，都希望這份複雜被人看見，也不希望被人化約成某種症狀，某份數字而已。所以你問我到底原因是什麼，必然的是痛苦發生了，必然是知道某些人造成了痛苦，而某些人也就可能沒接住這份痛苦，我們像是一個系統都扮演了一些角色。
對面向『死亡』的社會期許
回到非常理性的層面，要再次回答『為什麼青少年的自殺發生變多了呢？』，或許你就可以考量是不是現在的青少年碰到更多來自於同儕或家庭的危機呢？也或是可以回頭探討，是不是過去能保護自殺的『所謂的守門員』已不在那麼踏實地能保護到這些青少年了呢？我想即便透過深入的科學研究，或許都能獲得兩個都是的答案。
我們的環境確實在改變，而且改變的非常劇烈，我們有更多管道接收到價值觀的衝突，我們有更多自私傷害別人的旁人，我們有更多負擔著經濟壓力，也無力調適自己情緒的父母，我們有更多欺騙、更多肆意妄為的情慾流動，即便我們越來越多老師與長輩知道『輔導』是什麼？但虛偽與忽略還是持續地發生。這讓在這個時代存在著的青少年或許更多疑惑，更多不解，更多難以啟齒的壓力，也更多失落的未來想像。
這一股腦地描述，是想表達理解青少年對『死亡的努力』是困難，但也需要花心思深入聆聽的。而對於生活中的苦與難，除了被大聲疾呼，或是被當成社會標的而追逐消滅的對象外，其實更多的時間需要的是在心理治療理所提的Validation，一種一切都是合理，或是一切都應該被當一回事的相處，不論從對話的人做起，或是從形塑一個能承接的開放空間而來。
當我們在談降低自殺率時，也值得我們回頭看看，這環境還保有『能被當一回事』的友善嗎？還有那種《解碼親春期》一書中所說的「羅德尼」的角色嗎？ (4) 那個即使你不配擁有，但卻任然能看到你最好一面的人嗎？為什麼我們要談自殺率，是因為我們想要讓政府重視還有很多人處在困境之中，以及處於困境之人所應當擁有的傾訴者，內心的無力與疲乏。
有許多背後的精神，深藏在這份議題延展開的過程。建立能夠表達自己的渠道是我們輔導系統的責任，而當受苦受難的經驗能夠被看見或聽到，理想上每份過程都能被接住，也是我們的責任。對於專業工作者來說，擁有試著理解內心世界的企圖，給點耐心，讓整理與敘說得以從混亂走向清澈，也是『死亡』是否發生的條件；為青少年們建立友善，但又堅定的界線，也才能讓有著『死的努力』的青少年保有某種『世界能有所預期』的想像。忽略不了某種邪惡正在發生，而某種受苦持續掙扎，那些接住痛苦的友善又時常在萎縮。
從經驗轉換到行動，自殺或許是某種完結痛苦的選項，但對『死的努力』，背後總感覺總有一份以死明志，讓這週遭的人能理解，又有一個人被拋棄了，又有一個人被忽略了。這份死亡看似是一種戲劇性的行動，擁有著想對社會產生作用力的想像，又不免渴望在最後一刻希望還是存在。所以面對著對『死的努力』而起的人，我好像會總抱持著混亂的心情，期望有機會好好聽對方講，但也期望對方願意對我好好說說話，讓這份在青少年時期『死的努力』能有被聽見的可能，不能只是『自殺』、只是某種『死的方法』，某串這一年裡的數字。
參考文獻：
《因高樓太多？青少年自殺率大增主因掀熱議 衛福部回應了》https://udn.com/news/story/7266/6767423
Rudd, M. D., Joiner, T. E., & Rajab, M. H. (2001). Treating suicidal behavior: An effective, time-limited approach. Guilford Press.
Macintyre, V. G., Mansell, W., Pratt, D., & Tai, S. J. (2021). The psychological pathway to suicide attempts: a strategy of control without awarenes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588683.
Shipp, J （2020）《解碼親春期》；親子天下。
